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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届金棕榈,凭什么是“消失的他”?

更新日期: 2024-12-28


作者 | 刘车仔
编辑|晏非
题图 | 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

一个晴朗的早上,视障男孩Daniel(下称“丹尼尔”)遛狗回来,发现父亲倒在血泊中,白茫茫的雪地上,鲜红的血液尚未凝固。

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大奖的电影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的开场。但这不是普通的悬疑片,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,观众将进入并参与一场关于婚姻生活的审判——

男主人死亡,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人的情况下,三口之家里的女主人面临重大的嫌疑。随后,在旁人指证和当事人自我剖白中,我们可以看到,即便在一个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语境下,两个彼此欣赏尊重的爱人组建家庭,也面临时间、权力的互相争夺。

在这个婚姻故事里,导演还想探讨叙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。

男女主人公均是半自传体作家,他们用自己的现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,这些素材后来被搬上法庭成为证据。在唇枪舌战里,载着现实的叙事被重新编织,控方与辩方为了各自的真实,推理、虚构出不同的叙事。


庭审现场的婚姻故事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复杂的私人情感如何经得起放大镜审视?以及,语言符号能穷尽所有真实吗?这桩暗流涌动的坠楼剖析,也无意间指向了当下社交媒体中舆论审判的荒谬之处。

如何证明爱?

一年多以前,女作家Sandra(下称“桑德拉”)随着丈夫Samuel(下称“塞缪尔”)从英国搬到了法国乡村。这是丈夫长大的地方,在这里,塞缪尔决心重新开始写作。而此前,桑德拉已经出版了三部半自传体小说。

在丈夫坠楼之前的那个早晨,桑德拉接待了一个前来采访的学生,谈话间她游刃有余,一派成功社会女性的形象。而丈夫身处阁楼,正在装修房子,还大声播放吵闹的音乐,打断了采访聊天,争夺自己的存在感。家庭内部矛盾,似乎一触即发。


丈夫坠楼死亡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紧接着,我们看到丈夫已经倒在血泊中。前二十几分钟客观地展示了一切事实,没有蛰伏的真相等待大家去发现,没有铺垫任何线索等待人们去推理。因为法庭所要寻找的真相,并非实质性的事实,而是关乎爱与恨,以及女主人公是否因心存恨意而杀害丈夫。

随着装有桑德拉和丈夫塞缪尔争吵录音的U盘被作为证据呈堂,属于他们婚姻生活的某个剖面也被展现了出来。

争吵的内容,印证了夫妻二人在自我实现上的不平衡。丈夫一直没有写出小说,甚至在一年多以前辞去大学教职工作,劝说妻子和他搬到法国老家专心写作,最后依然宣告失败;妻子则一直在写作上顺风顺水,搬到了陌生的法国也能继续翻译和写作。显然,塞缪尔是那个对现状更不满意的人。

于是,争论的焦点,又围绕夫妻的家庭分工、育儿付出,以及婚姻的忠诚展开。

塞缪尔是那个家庭中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人(他主动提议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丹尼尔),而儿子4岁时因为车祸导致视神经永久损伤,让他无法放下自责,夫妻关系因此有了裂痕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无法与妻子发生性关系,而在这期间,妻子在丈夫的默许下有过婚外性行为,并以规律的节奏出书。


争吵录音中,丈夫对妻子宣泄不满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久而久之,家庭的结构、成员的权力地位似乎发生了偏移,妻子变成了关系中的绝对主导。

桑德拉则认为,自己为了配合丈夫,从伦敦搬到了自己语言不通且没有任何朋友的法国,已经是做出了妥协。她驳斥丈夫所谓的自我牺牲论调,表示这一切是他的主动选择。她鼓励也支持丈夫写作,但最终塞缪尔并不能如愿写出小说。

争吵的最后,她尖锐地指出,丈夫愤怒的根源在于自己人生的挫败感,而非来自于婚姻生活。

这几乎是诺亚·鲍姆巴赫版《婚姻故事》的性别倒转版。在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中,显然女主桑德拉是个人成就更大的那个人。似乎在婚姻关系里,个人成就更少的一方,就会对关系有更多的不满或者苛求。


在《婚姻故事》中,陷入自我挣扎的是妻子。(图/《婚姻故事》)

跟随这些讲述,观众不断切换视角。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,两个人的讲述近乎矛盾,但同时又十分合理。在伤痛的情绪中,两人的问题被无限放大,相互之间的攻击和指责愈演愈烈。最后,这场争吵以身体暴力告终——妻子打了丈夫一巴掌,而丈夫开始用拳头自我攻击。

争吵中,真实的爱被无情否定、撕毁。这样的场景,恐怕所有有过长期亲密关系的人都经历过。但电影借辩方律师之口说出“法庭不是讲真相的地方”,而法庭也以叙事的角度展开宣判。


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控方试图证明妻子图谋杀夫,于是塞缪尔被描述为一个被妻子打压却决心改变一切的男人。而桑德拉则必须证明爱,以否定杀人动机。在控方的质问下,她不得不重新回到婚姻的细节里,去回忆关系的发生和变化。这是一场难能可贵的自我重新审视和剖析。

从这些剖白里,人们时而看到恨,也时而看到爱。一旦从关系撕裂的地方退回到往昔日常生活,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段关系里有如此多的理解和肯定,昔日也有温情闪光、有激情共振。


电影中,两个人的往昔甜蜜照片时而闪过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
然而,这需要法官及观众强烈的理解力和共情能力。因为人的想法、体会和表达,并不总是与真实世界保持一致。相信语言背后存在着某种客观的真相,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。至于人类的爱与情感,更无法用语言逻辑来定义。

于是,在漫长的、针锋相对的煎熬庭审中,桑德拉多次无奈地否定“不是这样的”,像一个不得不迎战的战士。她要为了反对叙事对个人的霸凌而战,她唯一的武器是一次次剖析自己。


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
谁给你审判他人的笃定?

电影最令人不安的片段,是争吵的录音被放到法庭上播放,同时,大屏幕上还显示着转录文字。当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争吵被如此赤裸裸地当做呈堂证供、被所有人抽丝剥茧地分析,就连现场观看的人们都难掩惊恐之色。

大量的庭审现场,让人想起前不久上映的《奥本海默》。

在内部审讯室里,证人指出各种细节,奥本海默过往的生活举动甚至是私人情感,都被迫拿到众人面前被重新检视。电影中,奥本海默全身赤裸、无助地坐在审讯椅上的超现实镜头,便具象化了这种精神痛苦。

当生活的片段被截取、所有细节都被他人用放大镜检视,不仅意味着个人隐私的暴露,承受所有人头头是道的“精神分析”,更令人感到无助。



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
电影里,塞缪尔认识不久的心理咨询师凭借几次咨询聊天就断言:他的痛苦来自于妻子;当然,为了辩护,桑德拉的律师也不得不将塞缪尔描述为一个自认为失败的、懦弱的人。

更有趣的是,人们将桑德拉就某本小说接受采访的片段加以剪辑,通过电视向外传播,企图证实一个女作家的阴暗面,得出一些充满个人偏见的却自以为合理的结论。

导演Justine Triet(茹斯汀·特里耶)在为电影调研时发现,即使在男女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,女性在生活选择上仍旧会遭到某些隐形的性别偏见。呈现在庭审中,则是桑德拉要接受“女作家+双性恋=性开放=不忠诚”的判断。

每个人的偏见,都基于社会文化及自身的经验,因而偏见总是无穷无尽。而这些来自他人的偏见的审判,无疑是一种对个人的剥夺。


女主写的小说被拿到庭审现场断章取义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如今互联网上的论战,不也正是如此吗?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经验,创造一种自以为接近真相的叙事,然后笃定地审判他人。特别是在复杂的问题上,人们看了几篇文章、几个短视频,就能言之凿凿,感觉已经纵观全局,抵达了本质。

但有人也许要说,如果不下判断,岂不是陷入了不可知论当中?事实上,有没有可能是在抵达真相的过程中,路途崎岖漫长,又或者,尽量理解矛盾的过程,本就是真相呢?

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,试图轻松地达成融会贯通,往往正是头脑偷懒的表现。唯一的途径,是让价值判断退后再退后,找到另一种矛盾的叙事,并尽量保持多种叙事共存的可能性。也许这样永远不会有定论,却能让实现某种建构的可能性更大一点。


电影最后,回家的桑德拉躺在沙发上和狗狗相拥,旁边的墙上挂着她和丈夫大笑的照片。(图/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)

夫妻俩的儿子丹尼尔最后出庭时说的话,似乎道破了这一点:“当我们缺乏证据时,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,我们必须看得更远,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。”

在这部电影的最后,法官驳回了控方对桑德拉谋杀丈夫的指控,即便实质的死亡真相依然悬而未决,但电影已经抵达了它应该去的地方。
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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